問：我們一方面要求專家上戰(zhàn)場參加會戰(zhàn)，一方面要“捅破天，扎到根”，實際執(zhí)行中，這兩個目標有時候并不統(tǒng)一。參加會戰(zhàn)，就沒有時間去“捅破天”；做了“捅破天，扎到根”的技術，卻可能很長一段時間內無法應用到產品參加會戰(zhàn)，您怎樣看這種不統(tǒng)一？

任正非：公司不是由一個人組成，一部分人做這個，一部分人做那個，所以不會形成個人的人格分裂。公司文件是對群體來說的，并非針對每個人。

第一，作為研究前沿科技的科學家，將來有兩條道路選擇：一條是走科學家的道路，做科學無盡前沿的理論研究，在公司的愿景和假設方向上創(chuàng)造新的知識；一條是走專家的道路，拿著“手術刀”參加我們“殺豬”“挖煤”……的商業(yè)化戰(zhàn)斗。

第一條是科學家的道路，從事基礎科學理論研究的就是科學家。剛進門尚未成熟的可以叫實習科學家；摸到了門道，小有成就但還沒有突破的可以叫助理科學家；有了少量突破的可以叫科學家；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可以叫某方面的首席科學家。不要去比對社會稱謂，就不會心里忐忑不安。我們的科學家是領飯票的一種代碼；社會上的科學家是社會榮譽的一種符號。我們領飯票的人多了，說明我們兵強馬壯，戰(zhàn)斗力強，因此，我們不怕科學家多。

“科學，無盡的前沿”，前沿在哪兒？未來的奧秘在哪兒？我們并不知道。所以，我們無法量化地評定科學家們所做出的成績，甚至我們的“科學家管理團隊”和“專家管理團隊”也評價不了，也無法指導科學家所做出的理論成就。對于走科學家道路的人，我們曾提倡用清華教授的待遇來衡量你們的學術貢獻。結果心聲社區(qū)上對我罵聲一片，說我不重視理論研究。其實，并不是我們不重視理論，只是相對于專家路線，科學家所探索的未來奧秘我們沒有辦法量化地評價。十幾年來，如果公司沒有對基礎科學和研究的重視，沒有與世界前沿科學家的深入合作，沒有對基礎研究人員的重視，就不可能有今天這么雄厚的理論技術與工程積淀，那么面對美國的打壓和封鎖，存在的難題可能就無法化解。如果大家不認可清華大學教授的待遇標準，那也說明我們的評價體制還不夠先進。我可是夢寐以求想成為清華的學生，結果一輩子都沒實現。我用“清華教授”比喻我們做純理論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們，我認為那是一種多么的光榮。但你們還不接受，說明你們更偉大，說明時代進步了，我們落后了。

第二條是走專家的道路，用你掌握的基礎理論來解決實際商業(yè)問題。拿著你的“手術刀”參加我們“殺豬”的戰(zhàn)斗，根據“豬”的肥大、關鍵節(jié)點突破的價值、“戰(zhàn)役”的大小來量化評價，“豬”殺得多、殺得肥，根據戰(zhàn)功有機會升為“中將”。這就是美軍的標準，首席士官長的地位相當于中將，而在中國軍隊中則相當于旅、團級。

由好奇心驅動的基礎研究和商業(yè)價值驅動的應用研究也可能結合起來，既創(chuàng)造科學知識、又能創(chuàng)造商業(yè)價值。這是上世紀90年代普林斯頓大學的斯托克斯教授倡導的“巴斯德象限”創(chuàng)新，也是去年新《無盡前沿法》提議將美國科學基金會改組成為科學與技術基金會的主要原因。

我們要敞開胸懷，解放思想，敢于吸引全世界最優(yōu)秀的人才。公司處在戰(zhàn)略生存和發(fā)展的關鍵時期，沖鋒沒有人才是不行的。不要過分強調專業(yè)，只要他足夠優(yōu)秀，愿拿著“手術刀”來參加我們“殺豬”的戰(zhàn)斗。我們一定要開闊思想，多元化地構筑基礎，避免單基因思維，也要允許偏執(zhí)狂存在。要轉變過去以統(tǒng)一的薪酬體系去招聘全球人才的思路，要對標當地的人才市場薪酬，對高級人才給出有足夠吸引力的薪酬包。吸引美國的頂尖人才，就要遵循美國人才市場的薪酬標準。我們未來要勝利，就必須招到比自己更優(yōu)秀的人，要與國際接軌，薪酬標準就要高于人才所在地（國家），這樣才能吸引到最優(yōu)秀的人才。

大家回想一下，我們被美國打壓的這兩年，人力資源政策從未變過，工資、獎金發(fā)放一切正常，職級的晉升、股票的配給等一切正常。公司不僅不混亂，反而是內部更加團結，吸引了更多的人才，加入我們的隊列。拋開了束縛，更加膽大、勇敢地實現了更多的突破，有了領先的信心和勇氣。為什么？因為我們正在一個一個地解決難題，一批一批的有扎實理論基礎的人“投筆從戎”，拿著“手術刀”，加入“殺豬”的戰(zhàn)斗。比如，有幾個天才少年加入了煤礦軍團，反向使用5G，使井下信息更高清、更全面；復用黃大年的密度法等去解決煤礦儲水層的識別問題，未來會產生巨大的價值。

當然，走科學家的道路還是走專家的道路，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選擇?？谷諔?zhàn)爭爆發(fā)時期，許多優(yōu)秀大學生加入了戰(zhàn)地作戰(zhàn)，個人在這個社會中就像拼圖板一樣，你只是其中一塊，很多塊拼出來才是一個大的扇面。食堂里貼了一張宣傳畫，一個16歲的遠征軍士兵在戰(zhàn)場上，接受美國記者采訪的一段話：“中國會勝利嗎？”“中國一定會勝利的。”“當中國勝利后你打算干什么？” “那時我已戰(zhàn)死沙場了” 這不正是我們華為今天的時代精神嗎？1941年莫斯科大雪中，數十萬倉促而聚、混亂不堪的蘇聯紅軍，在紅場閱兵，雜亂的隊伍英勇地通過紅場，他們視死如歸地從閱兵場直奔戰(zhàn)場的偉大精神，不正映照著我們的今天。我們不也是從兩年前在混亂的驚恐中反應過來，形成今天的雄赳赳氣昂昂雜亂有力的陣列嗎？

第二，我們還要去尋找“又瘦又胖”的人，就像馮·諾依曼那樣，既能解決理論問題，又能解決實際問題。昨天我開玩笑說：“教授教授就是越教越‘瘦’，殺豬的就越殺越胖”。還有一類人才介于 “瘦”與“胖”之間，學術素養(yǎng)非常高，同時又擅長解決工程問題，既能當教授，又能拿手術刀殺豬。不“瘦”怎么能殺豬呢？不殺豬怎么能“胖”呢？“又瘦又胖”的人如何評價？純粹搞理論研究的有價值評價體系，純粹走進工程領域的人也有評價體系，對于又有理論又有實踐的人呢，我們暫時還沒有評價體系，華為能不能創(chuàng)造一個評價體系來呢？

我們會在心聲社區(qū)開辟一個“科學與工程史”專欄，把“胖”的、“瘦”的、國際的、國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成長的關鍵時刻講出來，以啟發(fā)我們20萬人的思想，炸開年輕人的大腦。為什么我過去寫文章時要專門強調“瓦特曾經只是格拉斯哥大學的一名鍋爐修理工”，就是要破除迷信，解放思想。他并不是蒸汽機的原創(chuàng)發(fā)明者，而只是改進了它。我們不要糾結在誰的原創(chuàng)上；我們不僅要尊重原創(chuàng)，還要在原創(chuàng)到商品的過程中，作出突出貢獻，被借鑒的人也是光榮的，他一小點點的火花竟然被我們點燃成了熊熊大火。作出階段貢獻的人，不要擔心工分怎么算，貢獻在那兒擺著的，又跑不了。水稻是數千年前由古人馴化的。雜交是一種方式，袁隆平是在中間一段推動了高產，也不失他的偉大。要敢于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前進。前人，包括了你的同桌、同事。就是要破除迷信，解放思想，打開桎梏，不拘一格用人才，咱們也能出現偉大的科學發(fā)明、重大工程。

問：面向未來的技術研究落地周期較長，“活下去”和“有未來”兩者之間如何平衡？

任正非：有些理論和論文發(fā)表了，可能一兩百年以后才能發(fā)揮作用。比如，我們現在知道基因對人類的巨大社會價值，但1860年，孟德爾的思想和實驗太超前了，即使那個時代的科學家也跟不上孟德爾的思維。孟德爾的豌豆雜交實驗從1856年至1863年共進行了8年，他將研究結果整理成論文《植物雜交試驗》發(fā)表，他發(fā)現了遺傳基因，但未能引起當時學術界的重視。經歷了百年后，人們才認識到遺傳基因的價值。而當時我國由于意識形態(tài)問題，認為這是神父發(fā)現的，有宗教傾向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力主學習的是米丘林、巴甫洛夫的學說，讓我們對基因的認識又晚了幾十年。mRNA抗新冠病毒疫苗是基于基因研究的。經過這次美國對中國科技脫鉤的打擊，以及疫情的惡劣蔓延事件，會使我們更加尊重知識分子，更加尊重科學。我們要對教師的地位、醫(yī)生的待遇給予重視，尊重知識分子創(chuàng)造性的勞動，才能有豐富多彩的美好世界。當一個事情出現普遍現象，一定要從制度改革入手，尊重與善待被改革群體的積極性。也只有你們理解了公司的戰(zhàn)略，公司才會有力量。

因此，面對未來的基礎研究，或許需要幾十年、幾百年以后，人們才看到你作出的貢獻。你的論文或許就像梵高的畫，100多年無人問津，但現在價值連城。梵高一生窮困潦倒。你是先知先覺，如果大家現在都能搞得懂你所研究的理論，你還叫科學家嗎？如果只有一兩個人搞明白了，你們兩個惺惺相惜一起喝杯咖啡聊聊，也能互相啟發(fā)，互相鼓舞，互相打氣，我們不要求一個人同時具有兩面的貢獻。

問：以前公司鼓勵大家去做長期研究的工作，有些工作可能要幾年或是數十年的積累才能沿途下蛋，但現在因為受美國打壓，我們需要有質量地活下去，您怎么評價長期研究工作的價值創(chuàng)造？

任正非：對于長期研究的人，我認為不需要擔負產糧食的直接責任，就去做基礎理論研究。你既然愛科學，對未來充滿好奇心，就沿著科學探索的道路走下去。如果一邊研究一邊擔憂，患得患失是不行的。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評價機制，你們可以自己選擇，不會要求你們“投筆從戎”的。我們允許海思繼續(xù)去爬喜馬拉雅山，我們大部分在山下種土豆、放牧，把干糧源源不斷送給爬山的人，因為珠穆朗瑪峰上種不了水稻，這就是公司的機制。有這樣的機制才有必勝的信心。

問：公司這兩年鼓勵專家“殺回馬槍”，解決產品難題，您有什么建議？

任正非：專家就要做專。就像煮面條一樣，就差點味精，那把味精一放，面條好吃了，就可以賣多一點錢。專家就要去做那道“味精”，去支持前方，直接參加作戰(zhàn)，作戰(zhàn)成績是比較客觀的。專家作出了貢獻就應該得到正確評價，專家的評價基準比科學家的評價基準要清晰。

對于過去已經作出貢獻的專家，如果有評價不公的情況，可以追溯，把過去不公正的評價改過來，該補給你的就補給你，就像無線的“Massive MIMO”團隊。也不光專家，過去有一些干部工作中有錯誤，今天改正了，我們也要正確評價，發(fā)揮積極性，不要老揪住別人不放。

問：我們要通過給客戶及伙伴創(chuàng)造價值，活下來以及有質量地活下來。什么叫“有質量地活下來”？

任正非：我們公司現在有兩個漏斗：第一個漏斗是2012實驗室基礎理論研究，這個漏斗是公司投入資金，你們產生知識；下面一個漏斗是開發(fā)隊伍，公司給他們資金，2012實驗室給他們知識，當然還有社會的知識，他們的責任是把產品做出來，創(chuàng)造更多商業(yè)價值。連接兩個漏斗的中間結合部就是“拉瓦爾噴管”，你們有學流體力學和動力學的，知道拉瓦爾噴管的作用，就是通過加速方式使得我們的研發(fā)超前變現。

立足于這個研發(fā)體系上，我們不僅要在5G上引領世界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們是要在一個扇形面上引領世界。

問：6G潛在研究和標準化有分裂的風險，您怎么看？

任正非：從現實的商業(yè)角度來看，我們要聚焦在5G+AI的行業(yè)應用上，要組成港口、機場、逆變器、數據中心能源、煤礦……等軍團，準備沖鋒。

那我們?yōu)槭裁催€要拼命研究6G呢？科學，無盡的前沿。每一代的無線通信都發(fā)展出了新的能力，4G是數據能力，5G是面向萬物互聯的能力，6G會不會發(fā)揮出新的能力，會不會有無限的想象空間？無線電波有兩個作用：一是通信，二是探測。我們過去只用了通信能力，沒有用探測感知能力，這也許是未來一個新的方向。6G未來的增長空間可能就不只是大帶寬的通信了，可能也有探測感知能力，通信感知一體化，這是一個比通信更大的場景，是一種新的網絡能力，能更好地支持擴展業(yè)務運營，這會不會開創(chuàng)了一個新的方向？所以，我們研究6G是未雨綢繆，搶占專利陣地，不要等到有一天6G真正有用的時候，我們因沒有專利而受制于人。

我們過去強調標準，是我們走在時代后面，人家已經在網上有大量的存量，我們不融入標準，就不能與別人連通。但當我們“捅破天”的時候，領跑世界的時候，就不要受此約束，敢于走自己的路，敢于創(chuàng)建事實標準，讓別人來與我們連接。就如當年錢伯斯的IP一樣，獨排眾議。

問：在美國極端打壓下，終端業(yè)務尤其是手機業(yè)務處在相當艱難的處境，公司在哪些領域未來會有大機會？

任正非：終端是一個復雜的載體，有那么多復雜的功能和應用，不僅僅是一個通道，也不僅僅是手機。終端也不僅僅是芯片問題，涉及很復雜的問題。這一點喬布斯是很偉大的，創(chuàng)造了手指畫觸屏輸入法。

未來的信息社會是什么樣子？信息的體驗全靠終端，最重要的載體也是終端，因為傳輸設備、軟件等看不見、摸不著。終端將來是什么形態(tài)我也不知道，但肯定不只是手機，還包括汽車、家電、可穿戴設備、工業(yè)設備……我們還有很多方面需要繼續(xù)努力，還有很多理論問題需要攻關。

問：我們要連接全世界的“外腦”，上海青浦基地正在建設，“巢”筑好了，“引鳳”有更大的動作嗎？

任正非：借助外腦的方式多種多樣，比如我們已經在做的：加強對大學中青年教授、博士的支持，合作興辦博士后工作站，邀請海內外科學家參加我們的攻關工作，打造“黃大年茶思屋”前沿思想溝通平臺……我們還要擴寬思路，探索更多更廣闊的與外腦的連接方式。

第一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環(huán)境優(yōu)美，適合外國人生活。如果有七八百個外國科學家在這里工作，他們就不會感到是在外國了。我們將在可容納3.4萬名工程師、科學家的上海青浦基地規(guī)劃100多個咖啡廳，全部由公司設計裝修好，交給公司的高級服務專家來創(chuàng)業(yè)經營，實現服務的專業(yè)化、高端化。我們把環(huán)湖的10公里路叫“十里洋場”街，把園區(qū)中那個湖叫類日內瓦湖，湖邊路邊遍地都是十分優(yōu)美的咖啡廳，適合現代青年，吸引一切才俊。打造適合外國科學家工作、生活的氛圍。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，讓外腦們在這里碰撞、對沖，這個沖突就會產生一種新的井噴。

第二，當某個國家出現了戰(zhàn)爭、疫情等困難時，我們能不能包個飛機去把一些科學家及家人接過來搞科研？尤其是疫情時期，咱們國家疫情控制得好，相對比較安全；過幾年全球疫情控制住了，科學家也可以選擇回國?，F在是網絡世界，在哪兒都可以搞科研。

第三，在座都是科學家、專家，希望你們要多抽一些時間讀文獻，尤其是最新的學術會議與期刊論文。可以把論文及你的心得貼在心聲社區(qū)或者Linstar上，共享給更多人?？茖W家還是要多抬頭看看“星星”，你不看“星星”，如何導航?。?/span>

問：您對類腦計算這種根技術怎么看？

任正非：這一點我是支持的。第一，從公司角度來看，我們公司最終體現的社會價值就是算力，通信也是給算力提供服務的。第二，從國家層面來看，包括算法在內的根技術，對我們國家安全和國家進步來說都是必需的。中國將來要推行“東數西存”“東數西算”，未來中國有沒有可能成為世界第二算力的國家呢？完全可能。那我們怎么算呢？首先我們要有先進的方法，我們現在并不知道先進的方法是什么。如果作為第二算力的大國，如果承載基礎算力的東西都不是自己的，如何保證國家信息產業(yè)的安全呢？

2020年4月30日，華為員工在珠峰安裝全球海拔最高的5G基站。

問：我們很多工作是顛覆性的創(chuàng)新，要革傳統(tǒng)技術的命，推動會遇到很大阻力，您有什么建議？

任正非：顛覆性的創(chuàng)新，即使最終證明是完全失敗的，對我們公司也是有價值的，因為在失敗的過程，也培養(yǎng)出來了一大批人才。正是因為我們研發(fā)經歷過的一些不成功經驗，才成長出了很多英雄豪杰。

因此，我們在顛覆性創(chuàng)新中不完全追求以成功為導向，成功與不成功只是客觀結果，顛覆創(chuàng)新中的失敗也會造就很多人才，他們要把自己的經驗和思想全部分享出來，一是能夠啟發(fā)別人，二是換一個崗位，帶著這個曾經失敗的方法，可能在其他領域中取得成功。

我們的人力資源考核機制不能簡單地通過成功或失敗就來做評價，成功的就打A，不成功的就打C打D，這是不行的。電視劇《國家命運》中關于原子彈的引爆，提到當年有兩種方法：一種是鄧稼先主張的當量法，從管子的兩頭推動兩個半塊的鈾合并到一起，到達臨界狀態(tài)產生裂變。缺點是接觸面爆炸后會把后半部分還沒有進入臨界質量的鈾炸飛了。另一種是王淦昌主張的內爆法。國家最終選擇了鄧稼先的當量法，這個方法相對容易一些，國家先采用了這個方法，這種方法浪費很大，是有接觸的一部分炸了，其他的就炸飛了。內爆法的優(yōu)勢可能會更明顯一些，體積小但爆炸效率高。

問：對90后、95后的人才來說，興趣帶來的內在驅動力超過外在激勵的驅動力，能不能在工作當中給他們更多自主權，基于興趣發(fā)揮出更多的創(chuàng)造力？

任正非：首先，我認為，這點在我們公司是尤其能發(fā)揮的，因為我們有充足的經費支撐大家做一些基于興趣的研究和探索。

第二，我們既要有集約機制，又要有創(chuàng)新動力。對于市場部門的要求是集約的，以限制他們的邊界，需要他們把產糧食放在第一位。初級階段首要目標是要養(yǎng)活自己，偉大理想現階段往后面放一點。比如，港口與海關智能化，能否3年完成對全球70%的港口提供智能化服務？煤礦軍團能不能在2-3年技術成熟，然后對全世界提供礦山智能化服務？

但對于2012實驗室，公司從未有過多約束。比如，有人研究自行車的自動駕駛，公司沒有約束過他。我們要生產自行車嗎？沒有啊。這是他掌握的一把“手術刀”，或許以后會發(fā)揮什么作用，產生什么巨大的商業(yè)價值。

第三，現在年輕人大多數都擺脫了溫飽問題，把興趣愛好作為第一位。不像當年的我們那么有饑餓感，升個職、漲個級、多點獎金，我們就干?，F在年輕人很多是為了愛好而工作，你在追尋事業(yè)的過程中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，如果是為了興趣愛好，就別把物質激勵看得那么重。教“瘦”待遇就可以了，就很偉大了，回家告訴丈母娘，丈母娘肯定說“瘦”了好！年輕人有新生的活潑力量，我們就不拘一格降人才。

問：現在面臨很多卡脖子的問題，我們想做一個“鯰魚”來激活和拉動產業(yè)鏈，又快又好地去解決卡脖子的問題，您有什么建議？

任正非：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，我國比較重視實驗科學，對理論研究不夠重視?，F在也一樣，公司不能目光短淺，只追求實用主義，那有可能會永遠都落在別人后面。

我們需要更多的理論突破，尤其是化合物半導體、材料科學領域，基本上是日本、美國領先，我們要利用全球化的平臺來造就自己的成功。你們在短時間內已經有了一定的成績和貢獻，這很不簡單，繼續(xù)努力做下去。

我國也經歷了泡沫經濟的刺激，年輕精英們都去“短平快”去了，我國的工作母機、裝備和工藝、儀器和儀表、材料和催化劑研究……相對產品還比較落后，我們用什么方法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生產試驗，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困難。

問：您怎么理解馬克·安德森(Marc Andreessen)的“軟件正在吞噬整個世界”？

任正非：未來軟件將吞噬一切，說明未來信息社會的數字化基礎架構核心是軟件。數字社會首先要終端數字化，更難的是行業(yè)終端數字化，只有行業(yè)終端數字化了，才可能建立起智能化和軟件服務的基礎。鴻蒙、歐拉任重道遠，你們還需更加努力。鴻蒙已經開始了前進的步伐，我們還心懷忐忑地對它期盼。歐拉正在大踏步地前進，歐拉的定位是瞄準國家數字基礎設施的操作系統(tǒng)和生態(tài)底座，承擔著支撐構建領先、可靠、安全的數字基礎的歷史使命，既要面向服務器，又要面向通信和實時操作系統(tǒng)，這是一個很難的命題。

問：韓國半導體產業(yè)從一片空白的基礎上開始建立，歷經60年，現在世界領先，成為韓國的支柱產業(yè)，這對我們有什么啟示？

任正非：上世紀80年代日本抓住了大型機、計算器的DRAM高質量高可靠需求（25年保質期），基于戴明質量管理法，做到DRAM質量遠超美國，取得50%份額。上世紀90年代PC取代大型機成為DRAM主要市場，韓國抓住PC對DRAM低可靠性的要求（5年保質期），用低成本創(chuàng)新實現了彎道超車，聚焦性價比創(chuàng)新，超越日本。

商業(yè)的本質是滿足客戶需求，為客戶創(chuàng)造價值，任何不符合時代需求的過高精度，實質上也是內卷化。所以，我們要在系統(tǒng)工程上真正理解客戶的需求。這兩年我們受美國的制裁，不再追求用最好的零部件造最好的產品，在科學合理的系統(tǒng)流量平衡的方法下，用合理的部件也造出了高質量的產品，大大地改善了營利能力。

問：未來創(chuàng)新的重要趨勢就是融合創(chuàng)新或者交叉融合，不少重大創(chuàng)新來自跨界融合。您對融合創(chuàng)新有什么建議？

任正非：主動去與跨界的人喝咖啡，多喝咖啡，你不就能吸收他的思想了嗎？這會對你的研究成果產生貢獻。大家要去看蛭形輪蟲的故事，我為什么反復說這個故事，就是希望大家要多交流，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。與合作伙伴一起勝利，換來糧食，才能爬“喜馬拉雅”。

（本文根據任正非在與華為科研人員代表座談時講話錄音整理。本文由華為獨家授權刊發(fā)，未經允許不得轉載。）